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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初期義倉的作用和歷史演變 作者:石武英 來源:光明日報 發布日期:2023-02-15

        義倉是民間為了防備災荒,在每當豐年的時候,拿出一部分糧食儲存而建立起來的公益糧倉。義倉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對舊有的義倉進行整頓,并陸續舉辦新的義倉。義倉在災荒年月對農村災民提供幫助和救濟,是民間救災的重要方式。隨著鄉村社會變革的展開,另一種群眾性的經濟組織——農村信用合作社逐步建立,義倉的功能逐漸被其取代,在我國存在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義倉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

        義倉的歷史溯源

        義倉之制源于北齊,正式設立于隋開皇時期。開皇五年(585年),由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設立義倉,“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賬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隋書·食貨志》)。義倉制度在唐宋沿用并加以發展。元朝政府也在鄉社設立義倉,且對義倉糧的征收、管理、使用都有詳盡的規定。明代稱之為社倉,糧谷由社民捐輸,以備饑荒。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詔鄉村立社倉,市鎮立義倉,廣積儲以備災荒,其倉谷均由士民捐輸。

        民國時期,有些地方的義倉中斷了。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規定義倉由民間慈善團體興辦,當地政府負責監督。部分地區又恢復了義倉,一些義倉確實起到了救荒作用,但多數義倉為地主豪紳所把持,甚至有人利用義倉的名義,向群眾勒索糧款,侵吞挪用,導致義倉實際上起不到積谷防荒的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倡議各級政府積極勸導人民建義倉。當時義倉糧的來源有兩種:一是有的地方開墾荒地作為義田,義田收入歸義倉;二是有的地方在豐年時將農民的余糧存入義倉。義倉的管理方面,一般村義倉由村中“有威儀的公正人”組成委員會共管,縣區義倉則歸參議會管理。義倉在應對根據地災荒特別是1942年夏荒時起到了較大作用。但一些鄉村由于沒有余糧辦理義倉,使之變得有名無實。解放戰爭時期,部分解放區也開始整理舊義倉、建立新義倉。例如,1948年黑龍江省遭受嚴重水災,省政府決定將過去舊義倉的一切財產積存、外借、房屋、器材一律加以徹底清理,然后在較大的鄉村重建新義倉。這年11月,省政府發布《黑龍江省義倉暫行辦法》,規定義倉糧積存,按每坰粗糧5斤,依照公糧征收辦法辦理之,防止與公糧混同及簡單行政攤派。積存之義倉糧食定為谷子,其他糧不收。義倉地點暫定為縣區分存,縣50%,區50%。在省、縣、區、社設立各級義倉管理組織,負責義倉一切事宜。動用義倉糧救災,年息5厘(朱建華主編:《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4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0頁)。黑龍江省這種辦法一直沿用到新中國成立后。

        新中國成立初期義倉的發展和歷史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各地普遍對民間舊有義倉進行了清理。中南、西北、西南、華東許多地區結合減租、退押、反霸等運動,對義倉進行整頓,清理出大批積谷,有的地方以這些積谷為基礎,繼續舉辦義倉。例如,1950年春荒發生后,中南軍政委員會發布《關于推廣全面減租和加緊生產救災工作的決定》,指出,南方各省義倉積谷為數頗大,各地人民政府必須協同各地農民協會清理此項積谷,按低利貸給當地貧苦農民,一俟夏收秋收之后,再行收回儲藏,作為下年備荒之用。決定發布后,中南各省清算了過去為地主劣紳把持的義倉積谷、公堂糧食等,解決了農民青黃不接的困難。

        1950年7月20日,內務部副部長陳其瑗在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指出,妥善保護公糧,整理義倉,在可能的條件下建立新義倉。讓人民樹立有備無患、積谷防饑的觀念。于是,多地開始整理舊義倉或舉辦新義倉。東北區和西北區對這一工作比較重視,整理和建立義倉的工作開始較早。松江、黑龍江兩省從1948年到1951年,各積義倉糧3000萬斤以上。西北區陜西省渭南、咸陽、榆林、綏德等地都建立了義倉。甘肅省約有義倉糧1000萬斤(《全國各地舉辦義倉儲糧備荒》,《人民日報》1952年6月28日)。華東區的山東、福建、蘇北等地都重點試辦和逐步推廣義倉。中南、西南各省對舊有義倉糧進行了清理,個別地區也在試辦新義倉。在義倉糧的來源上,大部地區是采取募集方式,一般都是在主要農產物收獲后進行募集(荒歉年除外),數量一般不超過應征公糧的1%~3%。在糧食使用上,大都按照“儲糧備荒”的原則,遇荒年時,用于救濟災民;一般年景可以在春天低利借貸給貧困農民,以利生產;豐年時可以有計劃地利用備荒糧辦理福利事業,如修橋補路等;如鄰區有災荒時,也可用以調劑。在糧食儲藏方面,開始辦義倉時,一般借用群眾糧倉,待工作有了一定基礎后,再建立固定倉庫。在義倉管理上,大部地區組織了義倉管理委員會,由群眾選舉的代表和政府有關部門的代表共同組成。

        各地義倉糧不但解決了災民度荒的困難,而且支持了生產。1951年春季,松江省14個縣發生火災、秋季24個縣發生水災,均用義倉糧及時救濟。1952年春荒時,又貸放義倉糧900多萬斤,使20萬人得到救助。黑龍江省的部分農民在青黃不接時也多靠義倉糧解決困難。1952年,西安市郊區30余萬斤義倉糧解決了春荒時期2200多名最困難的災民的生活和生產問題(《全國各地舉辦義倉儲糧備荒》,《人民日報》1952年6月28日)。山東昌濰專區6個縣的義倉舉辦后,第二年便解決了春荒問題。1950年益臨縣四區仙壯鄉因遭受雹災未辦義倉,1951年春該鄉有災民60戶240人吃飯困難,后經其他鄉調集義倉糧5000斤度過了春荒(《江西政報》,1952年4月8日)。此外,在華北、東北和山東的某些老解放區的勞動互助組中也出現了積谷義倉。山西屯留縣楊喜成互助組,于1950年舉辦了義倉后,一年內貸糧貸款給群眾買下9頭牲口、8輛大車,還解決了副業生產中的資金困難(賈子珍:《一九五○年農村勞動互助的新發展》,《人民日報》1951年3月5日),受到了群眾的歡迎??偟膩碚f,各地清理舊義倉或舉辦新義倉,在災荒期間對支持災民生產度荒發揮了顯著作用。

        為了在全國各地普遍推廣義倉,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多次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推廣和試辦義倉。5月29日,內務部發布《關于提倡民間節約儲蓄、積谷防荒的通知》,指出:建立義倉是積谷防荒的好辦法。因此,已經有義倉基礎的地區要逐步推廣。凡未舉辦的地區應爭取在夏收后重點試辦。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和糧食部共同發出《關于秋收后必須注意節約、儲蓄及舉辦義倉的通知》,指出:當此全國豐收之時,除各級人民政府糧食部門要有計劃地儲藏一定數量的糧食外,可在群眾中提倡舉辦義倉。并重申:已經舉辦義倉的地區,應在秋收后大力推廣;尚未舉辦義倉的地區,應重點試辦、逐步開展。于是,1952年后又有許多地方進行了募糧填倉或試辦新義倉,義倉數量增多了。據內務部1953年10月統計,全國19個省和6個市的郊區,共有義倉3082個,儲糧24582萬斤。其中東北區最多,達10196萬斤,中南區5855萬斤,西北區4923萬斤,西南區2708萬斤,華東區890萬斤(《建國以來災情和救災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頁)。這些義倉糧在災荒期間對支援災民生產度荒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特別是在交通不便、糧食供應困難的地區作用很大。1953年春河南省遭受嚴重霜災,鄧縣等地在糧食一時供應不上時,用義倉糧臨時調劑,迅速穩定了糧食市場和災民情緒,群眾反映:“有了義倉,荒月就不愁有困難?!保ā督▏詠頌那楹途葹墓ぷ魇妨稀?,第75頁)

        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和義倉的歷史演變

        農村信用合作社并不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全新事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邊區政府也曾扶持將義倉發展為糧食信用社。農民以自己的糧食自愿入股,發生災荒時,入股者優先取得紅利,貧困者也可低利貸糧。糧食信用社具有義倉和信用社雙重性質,受到群眾歡迎。

        1950年,隨著新區土地改革運動和老區互助合作運動的開展,農民對生活、生產資料的需求日益擴大,他們急需大量的生產資金;國家銀行的貸款難以滿足農民需要,有些地區甚至開始滋長高利貸。另一方面,在已經土改的地區,由于生產恢復,一部分生活逐漸富裕的農民要求積儲余糧并擴大再生產。因此,一些地區的銀行及基礎較好的供銷合作社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組織、試辦農村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一般以收放貨幣為主,同時還存儲一部分實物(主要是糧食),它是農村新型的群眾性經濟組織,其資金和糧食來源主要依靠社員的股金及吸收存款存糧。同時,國家銀行給予必要的信貸??梢?,農村信用社實際上涵蓋了義倉的積谷防荒功能,但有所不同的是,其受益對象不僅是災民,而是全體農民。

        1950年底,華北、東北、華東三大區已建立信用部(即供銷合作社的附屬組織,功能與信用社同)550個,信用社97個,其中華北占80%以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8頁)。信用社、信用部在組織借貸中,宣傳自由借貸政策,規定存借手續,保證按期歸還,建立信用;以合理的利息吸收余糧余款;以零存整付、存農產品還生產工具與工業品的方法,幫助農民積累資金;幫助貸款戶制定生產計劃,督促其搞好生產。1951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召開全國第一次農村金融工作會議,指出要大力發展農村信用合作社。隨后,一些省開始宣傳和試辦農村信用合作社。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53年8月初,全國的農村信用合作組織已有27433個,其中包括5559個信用合作社,19231個信用互助組,2643個供銷社的信用部(《穩步開展農村信用合作事業》,《人民日報》1953年8月6日)。全國約50%的縣有了農村信用合作組織。農村信用合作業務的開展,對吸收社會閑散糧款、活躍農村金融、限制高利貸、扶植農業生產、推動農村互助合作及供銷業務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義倉制度在發展和實施過程中逐漸暴露了不少問題:第一,有些地方在募集義倉糧的過程中發生了強迫攤派的現象,而且年年募捐,增加了農民的負擔,把活糧變成了死糧,不但收效不大,反而影響了農民特別是中農的生產情緒。第二,義倉糧分散儲存,影響了國家對糧食的統一掌握。第三,義倉在支持群眾生產度荒上雖有一定的實際作用,但它是舊的防荒組織,妨礙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發展。因此,對其進行改革也就順理成章了。

        1953年10至11月,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召開第二次全國民政會議,會議指出,對義倉組織今后不再推行,已經舉辦義倉卻無信用合作社的地區,應整頓辦好,不應重新填倉。已經舉辦義倉并有信用合作社的地區,為適應農村互助合作發展的方向,可將義倉逐漸過渡到信用合作社。有供銷合作社而無信用合作社的地區,可商請供銷社同意,通過訂立合同將義倉糧轉入供銷合作社。未舉辦義倉的地區,不再提倡。以后應穩步發展信用合作社組織,來代替義倉解決群眾生產及度荒上的困難??梢?,農村信用合作組織兼具義倉和銀行的雙重功能,方便農民生產生活;更為重要的是,創辦農村信用合作社是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信用合作社取代義倉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表明,隨著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步形成,我國逐漸確立了由官方主導救災的思路,政府成為災害救濟的主要承擔者。

       ?。ㄗ髡撸菏溆?,系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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